
1925年,这一年,蒋介石三十八岁,正处在一个“不上不下”的位置。但要说他这时混得不好,那就太过矫情了。
三十八岁的蒋介石,不论用哪个时代的标准衡量,都算得上“功成名就”。
他名列广州国民政府常委名单,举凡国家大事,他都拥有发言权,同时手握兵权,是黄埔军校师生所景仰的校长。

蒋介石
此时的蒋介石,如果说已经位高权重,那还言之过早。从国民政府内部的职务层级来看,排在他前面的人一双手都数不过来;从国民党党内大小职位来看那更是远远落后。
自陈炯明叛变之后,孙中山便有意防范军人专权。因此蒋介石在党内话语权有限,唯一能够由他全权掌控的,只有一手创办的黄埔军校。
可即便在这所军校之内,蒋介石也并非最高负责人,军校的一号人物是党代表廖仲恺。而且廖仲恺的所作所为,完全担得起“黄埔军校大当家”这个称呼。

在黄埔军校建立的第一年,革命阵营财政困难,苏联经费还没有到位的时候,全靠廖仲恺出面筹款,才能维持军校初期的开支。有时急需用钱,他甚至需要变卖家中财物,才能及时把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。
可以说,如果没有廖仲恺,就没有后来一鸣惊人的“学生军”。
这是于公,还有于私的层面。
蒋介石是出了名的脾气火爆,很容易得罪人。他能够安稳坐稳黄埔军校“校长”的位置,依靠的也是廖仲恺的好人缘。廖仲恺不断为蒋介石奔走说好话,替他挡下无数明枪暗箭、诽谤污蔑。
可以说,蒋介石当时能够拥有这般地位,完全是这位廖大哥用肩膀托举起来的。
而且这一切并非秘密,广州革命政权从上到下,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
现在我们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想一想:面对这样一位兄长,应当如何相处?
依照人之常情,自然应当肝胆相照,心怀敬重。蒋介石心里想必也清楚,只要廖仲恺在世一日,自己就应当尽心报答,取而代之之类的事情,想也不能想。
就在此时,噩耗传来,1925年8月20日,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,身中四弹,送往医院途中就已身亡。
好了,现在大哥没了,蒋介石该怎么做?此时国民党的领袖就是汪精卫,但是汪精卫不是孙中山,他能坐上国民党头把交椅,靠的就是廖仲恺的力挺。
汪精卫获报后既惊且怒,当即组成“特别委员会”,下令“广州戒严,彻查此案”。
那么,谁来查呢?许崇智与蒋介石,这两人受「特别委员会」委任,指挥军警全力缉凶,务必迅速破案。
不得不说,汪主席的眼光还是不错的。蒋介石很快就查出了“案件真相”,种种证据都表明,这是一起“仇杀案”,动手的人居然是老革命“朱卓文”。

朱卓文是孙中山的同乡,年轻时在美国加入同盟会,曾经策划刺杀访美的清朝海军大臣载洵,虽然没有成功,但是有了名气。民国建立以后,跟随孙中山进入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担任庶务司司长,也就是说,算是孙中山的“管家”。再后来,孙中山论功行赏,任命他担任香山县县长,算是让他衣锦还乡。
可是,这样的人,怎么会谋杀党内同志呢?
孙中山病逝之后,国民党大改组,朱卓文失去靠山,日子一天不如一天。紧接着清查账目的人来了。1925年,国民政府成立之后,廖仲恺开始清查官员行为,发现朱卓文问题很多……贩卖鸦片、逃税漏税、私生活混乱,坚持将朱卓文撤职,县长职务被罢免,家产也遭到没收。这下,两人就此结下深仇大恨。
蒋介石顺藤摸瓜,又查到了更多内幕。原来,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,还有国民党右派骨干邹鲁全都涉案。

也就是说……此案将胡汉民、许崇智、邹鲁三位国民党元老都牵扯进来。查到这里,案情算是明朗了,可麻烦也随之而来。
朱卓文是许崇智的嫡系,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,邹鲁身为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,背后牵连的全是高层人士。
尽管除朱卓文之外,另外两人只是涉嫌参与,但消息早已不胫而走,广州城内人心惶惶,毕竟倘若深究到底,刚刚建立的国民政府很可能走向分裂,甚至爆发冲突。
在一众大佬从中斡旋调解下,胡汉民选择退让,辞去职务前往苏联考察。胡汉民一走,右派势力随之收敛,党内内讧分裂的危机暂时化解。
不过和明哲保身的胡汉民相比,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许崇智的应对方式就欠缺考量,面对外界的质疑,他仅仅表态:“是我治军不严。”丝毫没有退让避嫌的姿态,引得党内党外诸多不满。
事关如此重大的刺杀案件,却毫无担当,一时间舆论抨击汹涌而至。
随后汪精卫采取强硬手段,直接解除许崇智职务,勒令他离开广州,许崇智自此离开广州,前往上海。数年之后,国共彻底决裂,蒋介石执掌大权,念及昔日情谊,拨付二十万元旅费,安排许崇智前往欧美考察,外出避祸。
廖仲恺遇刺案,造成的影响极为深远。
几个星期之间,国民政府风云变色。在国民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,蒋介石连前五名都排不进去,在国民党内更是没有什么“领导职务”,基本上就是个“候补委员”。
唯一能算是有影响力的,就是他每日任职的那所军校。但是,这个校长职务并没有和蒋介石绑定,虽然他结拜兄弟众多,可在党内始终缺少稳固的派系支撑,今天还是校长,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撤换。
但“刺廖案”发生之后,局势全然不同。廖仲恺、胡汉民、许崇智这三人先后离开权力中心,空缺出来的位置,自然需要有人填补,这个人正是蒋介石。
此时的汪精卫,接连打击右派,已经把国民党右派势力尽数得罪。倘若不拉拢蒋介石这类看似立场中立的人物入伙,只依靠苏联与左派的支持,他的主席位置很难稳固。
要知道,国民党向来容易滋生分裂,孙中山在世时,都时常有人脱离队伍,更何况是汪精卫。
因此汪精卫必须拉拢蒋介石,以此展现用人无私。蒋介石先是出任广州卫戍司令,随后又在国民党“二大”上当选中央常务委员,兼任国民革命军总监。至此,党权、军权一并握在手中,正式成为国民党二号人物,胡汉民、谭延闿、于右任、程潜、朱培德等一众元老,全都被他挤到身后。
国民党再度演变为“枪指挥党”的格局
顺带一提毛泽东同志当时也以“候补中央执行委员”的身份,在大会上作《宣传任务报告》。当时蒋介石就坐在台下。

毛泽东
这也是国民党历史上,最后一次有共产党员正式参与的全国代表大会。
蒋介石无疑是这场“刺廖案”最大的获益者。
在当时,就有不少传言将嫌疑指向蒋介石。
长久以来,不少学者专家也秉持“谁获益最多,谁嫌疑最大”的逻辑,论证蒋介石才是幕后黑手。不过,各类说法始终没能拿出决定性证据。
看过各方立场不同的研究资料后,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感受就是:有些人天生运气更好,并且应变处事的手段十分高明。
调查“刺廖案”初期,蒋介石原本认为是英国人所为,然而随着苏联顾问团介入调查,侦查方向很快转向党内,案情也迅速对外完整披露,数位高层接连受到牵连。
蒋介石将这场“意外”完美转化为自己晋升的台阶。
但凡事皆有两面,更何况是政治事件。蒋介石借着这桩事件上位,周围众人全都看在眼里,不可能毫无异议。
另外,蒋介石当时之所以给人“中间偏左”的印象,根源在于他和廖仲恺关系非同一般。因此尽管他私下对苏联颇多微词,多数人依旧把蒋介石视作廖仲恺一派,苏联顾问团也是如此。
可如今“廖大哥”不在了,蒋介石必须亮出自身立场。这无疑加速了他反共态度的显露。果不其然,短短数月之后,蒋介石便开始和党内左派产生冲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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